当下，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矛盾的怪圈：1000 万的大学毕业生被视作数量庞大，就业压力令人忧心忡忡；而 1000 万的新生儿却又嫌太少，生育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。
据估算，2024 届大学毕业生将达 1179 万人。如今的就业大环境颇为严峻，外卖骑手与顺风车司机岗位趋近饱和，众多大学生恐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处境。与此同时，尽管部分省份已切实推行生育补贴政策，然而生育率却依旧如同一头执拗的倔驴，不见起色。2023 年全年出生人口仅 902 万人，而死亡人口却达 1110 万人，人口负增长 200 万人。一方面，无人售卖机、无人驾驶、无人外卖、无人工厂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，仿佛在宣告我们对人力的需求正在锐减；另一方面，社保焦虑、养老焦虑、消费不足焦虑以及人口红利消失焦虑等又接踵而至，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民众生育。那么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
敏锐之人或许已然察觉，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的逐利性。我们渴望人口增长，是因为人即消费力，消费能够为企业创造利润，进而推动经济发展。而我们又看似不需要人，是因为资本追求成本的极致降低。一旦人力成本高于机器成本，无人化便会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。故而，新生儿实则是社会最急需的群体。在大学毕业之前，他们主要扮演消费者的角色，每新增一名新生儿，对整个社会发展、经济拉动的积极影响长达 20 年之久，从这个层面来讲，新生儿也在为社会创造财富。反观大学毕业生，他们即将步入就业市场，需要社会提供岗位，当社会岗位充裕时，尚能消化这部分人力成本；但倘若经济发展迟缓，毕业生数量越多，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便越大。
然而，令人费解的是，工业革命后的一两百年间，人类创造的财富已然超越过去数千年的总和，科技更为发达的当下，为何 1000 万大学生竟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呢？这是因为资本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。资本的核心目标唯有增值，且只有持续增值才能称之为资本。在资本增值的进程中，财富逐渐汇聚到少数人手中，而非广大劳动者。资本掌控社会的关键手段便是分配。例如，倘若你作为资本家拥有一个工具，面前有 A、B 两名员工，A 员工每日可产出两个产品，B 员工每日仅能产出一个产品，正常情况下你会将工具分配给 A，因其效率更高；但若是 A 产出的产品滞销，B 产出的产品却畅销，为实现资本增值，你必然会将工具分配给 B。此时，A 虽付出劳动且创造价值，却因无法助力资本增值而遭淘汰。资本所塑造的观念便是，唯有畅销的产品才是优质产品，无法实现资本增值的便是自身问题。资本始终将财富分配给那些能够使其持续增值的群体，而非真正有需求之人。科技进步固然推动全人类发展，促使总财富屡创新高，但当我们沉醉于宏大叙事的自豪之中时，是否也应警惕，这般进步是否滋生了新的不平等？个体是否会陷入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呢？
